吴稼祥：钱学森，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人

钱学森可能有许多“绝无仅有”，但如果你想要为他作传，查阅他的年表，你会发现他另一个“绝无仅有”：他是中国“海归”知识分子里唯一一个被资本主义的美国迫害过，同时又安然度过归国后各种政治运动的人。这大概就是他如此爱国的原因，也是他如此爱国的结果。

在不少有良知有才气的知识分子都难逃一劫的1957年，钱学森钱博士所获甚丰：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56年度）一等奖；2，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3，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4，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被打倒，但作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未受影响。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91年，已经改行搞人体科学多年的钱老，突然被中央想起，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以及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一个以爱国著称的精英人物，在各种政治风浪中不仅善始，而且善中，更且善终。可能的推论是，钱老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人。我不认为钱老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时，从未经历过内心的挣扎，我也不认为，他像他自述的那样，一生只激动过3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很难想象，一个对科学、对人类有大爱的科学家，一生中仅有的三次激动竟然只是指向国家、政治。这样的自述，不能不让人倍感困惑。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无论伟大，或者渺小，不会再产生钱学森这样的人。他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他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